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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集中制与民主制的相同点在于国家的主要权力（议会和政府）都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即权力来源相同。

至于宪法修改，也只能一般性地放在宪法实施的问题框架内解决了。[5]本来在传统宪法学理论中运用宪法惯例[6]这样一个非常中性的概念就能够有效表述的宪法现象，就这样被政治宪法学的倡导者非常直白地挑开了，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目前还很难判断这种政治宪法学的精确表述能否有效地回避由此带来的一系列价值悖论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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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参见李鹏主持召开修改宪法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法律界经济界专家学者修宪意见，载中国人大网，http://www. npc. gov. cn/npc/oldarchives/ljwyz/common/group_photo_zw. jsp@ label=tlk8tid二4804pdmc= 010405dm =01040506. htm，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0与29日。他认为：作为主权者的中国人民有两个代表机关，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具体落实为中共中央，一个是全国人大。所以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莫纪宏，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对于当今的中国宪法来说，宪法修改既是克服宪法变迁所具有的上述的那两种终极意义上的界限的一种积极的宪法变动形态，同时，适当和适时的宪法修改的重复及其成果的积累，又是促成规范宪法形成所必须的要件。

例如，政治宪法学的鼓吹者陈端洪教授在《制宪权与根本法》一书中非常明确地表述了一个与宪法修改问题密切相关的政治宪法学的判断。宪法学本质上是一门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自然会有自己的独特的问题领域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了大肆扩张的金融系统所具有的毁灭性力量。

但是，这一问题至今仍处于遮遮掩掩的状况。另一个指向法律／政治之间的关系，涉及宪法性的立法和司法。因而，剩下的任务就在于如何把外部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压力与系统内部结构的变迁结合起来—当然，还额外需要一点运气。无论如何，氛围（shadow）也就是一种氛围而已。

杰斐逊早在1813年就宣称：发行货币的权利应当从银行中夺回来并交还给人民。在经济脉络中，纯货币改革将形成新的中央银行创造货币的公共原则：中央银行应该瞄准哪些目标来引导货币创造—抑制通货膨胀还是限制过度的强迫性增长？在法律脉络中，纯货币改革改变了经济宪法的法律原则：在纯货币体制下，由私人银行从事的货币创造将不仅被看成是违法的，而且会被看成是经济上违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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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系统通过特定的系统性递归操作（the recursivity of system-specific operations）实现了自创生式自我再生产（the autopoietic self-reproduction），这种自我再生产回过头来又强化了沟通的强迫性重复和增长，并导致了自我摧毁的后果。这并非在没有宪法的全球范围内白手起家地创造出新的宪法制度，而是对已有的跨国宪法秩序进行变革。就如上文论述的那样，诸社会宪法是悖论现象。相对于政治而言的中央银行自主性，是纯货币改革起作用的必要前提条件。

Other authors use the critique to flatly deny the existence of constitutions outside thestate: see eg. Rainer Wahl, In Defence of‘Constitution, in: Martin Loughlin and Petra Dobner （eds.），The Twilight of Constitu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220-244, 240 f.[83]关于政治（le politique）与政策（la politique）之间的广泛争论，可参见Emilios Christodoulidis, Against Substitution: The Constitutional Thinking of Dissensus, in: Martin Loughlin and Neil Walker （eds.），The Paradox of Constitutionalism：Constituent Power and Constitutional For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189-208, 191 ff.[84]参见前注[59],Kjaer书，第33页。相反，这是在宪法化的社会系统中的反身性过程发生历史性变动的结果，并在法律中重构为全部宪法原则。这种差异必然影响到在法律实践和经济实践中以宪法符码为导向的不同程式（programmes）这两种程式相互刺激，并在经济宪法中引发特定的法律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共同进化路径。既然资本呈现全球流动，货币创造的改革就成为了跨国经济制度面临的急迫任务。

[17]可以找出三类领域所发生的冲突：1．某个子系统的增长迫令与其他各子社会系统发生冲突。[42]尽管宪法公投失败了，但是，对欧盟现在拥有独立的宪法结构这一事实已经很少争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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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治系统而言，宪法实现了针对其内在用途（即集体性决策）而重构其社会兼容条件的功能。事实上，这些只是成瘾行为的社会放大器：它们以攀比心理、模仿、社会规范或者从众心理等等形式影响着强迫症行为。

协调性机制作为相关宪制（constitution）的思想库而发挥作用，并被理解为系统／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标杆。为了把宪法从其他结构耦合的情形中区分出来，我们以法律与社会子系统的约束制度（binding institution）这个术语指称宪法。虽然宪法符码为经济领域提供了一种（而且仅只一种）区分指令（distinction directrice），即合宪／违宪，但是，其总是会根据相应的意义脉络，要么作为一个经济元符码展开操作，要么作为一个法律元符码展开操作。[68]这种双重反身性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上文所言的通过社会系统自身的一阶操作和二阶操作所实现的封闭性还不充分时，如果社会的反身性过程还不能使其自身获得稳定时，尤其是，如果这些反身性过程会因为悖论（paradox）而遭致瘫痪的威胁时，那么，就需要让法律介入到某个社会系统的自我建构过程中。合宪／违宪这一区分被明确处理为法律和政治的二元元符码，即，处理为两个二元符码系统的二元元符码。在当今的货币体系中，稳定和零增长是不可能的。

功能系统加速增长使其自身、社会以及环境承受重压，并导致其自身出现高度分化、专门化和成就高度定向（high-achievement orientation）的严重后果。这些社会系统的自我限制不会因为功能迫令的原因而自动产生，而是只能作为激烈的宪法战争的结果，在强大的外界压力下出现。

[51]在金融宪法的发展中，沿着纯粹经济路线的扩张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反向运动—其目标在于重构文明制度的保护性覆盖（protective covering of cultural institutions）。[1]Alan Greenspan, New York Times，October 24th, 2008.[2]Jacques Derrida, The other handing：Reflections on todays Europ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p. 34.[3]Der Erreger lebt weiter, Der Spiegel （14. 09. 2009），108 ff.[4] Wolfgang Streeck, Re-Forming Capitalism：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German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236 ff.[5]这方面的经典可参见Irving Fisher, 100％ Money （London: Pickering＆Chatto, 1997 [1935]）。

为了找出真正的宪法性结构，我们还必须超越仅仅把宪法看成是法律与社会诸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的观点。[87]很清楚，货币创造是经济最为重要的公共性功能之一，其属于经济部门的公共性基础设施。

一越来越接近危机阶段，股票市值／资产价值的泡沫破灭以及收支赤字，经济中的货币供应短缺以及通货紧缩。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即便敏锐的观察者注意到危险临近并发出预警和谶语。Gunther Teubner, Societal Constitutionalism: Alternatives to Statecentred Constitutional Theory?（‘Storrs Lectures 2003/04Yale Law School）, in: Christian Joerges, et al. （eds.），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and Constitutionalism （Oxford: Hart,2004），3-28, 5 ff.。[81]经济宪法可以被如此理解：一种在元符码的差异指令控制下具有双重结构的语言游戏。

在本文中，我发展了社会宪治主义*的概念，以之作为一种与极端功能分化的去整合趋势（disintegrating tendencies）相对立的力量。只有借助这种（功能分化）过程，在艺术、科学、医疗、经济、政治以及法律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文明成就才得以可能。

要言之，纯货币改革将抵达全球经济微观制度的末梢。一旦民主政府对于货币问题拥有无限制的政治权力，就不可能抵制通胀的压力。

自我生产的沟通循环—也就是说（沟通）返回去作用于自身—这个概念似乎提供了一个答案。[95]参见前注[68],Renner书，3. Kap. BII。

[15]同时，每个规范都带来了解释困难，而这就会引起冲突。supra note [62]，Luhmann, 35, 334 ff.[71]对此观点的阐明，参见Rudolf Stichweh, Einheit und Differenz im Wissenschaftssystem der Modern,in: Jost Halfmann and Johannes Rohbeck（eds.），Zwei Kulturen der Wissenschaft-revisited（Weilerswist:Velbruck, 2007），213-228.[72]参见前注[62],Luhmann（1988）书，第145页。[48]纯货币改革在这一宪法功能下扮演了什么角色吗？货币创造的法律规则设置了行动者、组织规则、职责、程序以及货币媒介的功能化模式等等。不过，为什么政治宪法并没有承担调整社会子领域内部结构的控制任务呢？[88]这是在上文关于内部调整与外部调整的话题中讨论过的了。

宪法符码是二元性的，其在合宪／违宪的值（the value constitutional/unconstitutional）之间摆荡。经常性账户上的非现金货币的广泛流通、无货币支付交易的滋生、新沟通技术的出现，尤其重要的是，还有货币和资本交易的全球化等等，剥夺了国家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垄断权。

探讨了必要的强迫性增长与毁灭社会的强迫性增长之间的差异。这就是宪法化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促使目标子系统及其环境子系统进行艰难地自我变革所要面临的核心问题。

一方面，纯货币改革预设了外部权威在经济的自我限制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仅仅谴责经济那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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